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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次与敬泽老师碰面,是3月31日在北京。《新民晚报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“‘夜光杯’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”。会场上有很多长辈,许多人似乎久没见面了,三三两两在叙旧。敬泽老师身边,也有好几个人。犹豫了一下,待那些人离开时,我疾步过去,在他身后,喊了他一声。他照例是满脸笑意地伸出手来,慢悠悠地说了两句话——现在,说的是什么,我已经记不起了。座谈会结束后,他从我身后走过,或许是觉得刚才的交谈刚刚开始就被打断吧,他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。我回头看,他已经走过去了。这匆促而笃实的一拍,大概是一个遥远的熟人,在乍然相逢之时,所能给予对方的最大慰藉。
一、“爬长城、吃烤鸭、见敬泽”
自2005年底开始写小说,至今二十年了。最近出版了一本书,原本叫作《收获日》,源自其中同名中篇小说,快出版时,改了主意,换了个书名,变成《朝着雪山去》,源自其中收录的同名短篇小说。驴子为了一根胡萝卜,能一直往前走;写作者也会为了写出心目中那巍巍如雪山的命定之作,一直写下去。这本书除了几篇中短篇小说,还收录了我的创作谈、访谈、创作年表和前辈、同辈评论家们对我一些作品的评论。评论的第一篇,是李敬泽老师2013年5月改定的《独在此乡为异客——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〈动物园〉》。
甫跃辉新作《朝着雪山去》
关于这篇序的由来,八年前,我曾经写过一则短文,写了迄今给我的书写过序的阎晶明老师、陈思和老师,还有敬泽老师:
“过了两年,2013年,我的小说集《动物园》出版前,得了郁达夫小说奖,得奖的短篇小说《巨象》刚好收在集子里。这个奖得的让我非常意外。当时参加评奖的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老师从富阳回来后,在走廊遇到我,开玩笑说,小甫你是不是贿赂过李敬泽?他对你那小说,夸得我和刘震云都以为他疯了。那时,我并不认识李老师。询问之下,才知讨论作品时,李老师说了一段话,大意是说《巨象》很有郁达夫作品的气质,这作者算得上是‘郁达夫的转世灵童’,这话一出,举座皆惊。
“我又激动,又不知该如何表达这激动,后来,我找来李老师的手机号,忐忑中给他发去短信,一是表示感谢,二是跟他说,《巨象》打算收在我即将出版的集子里,能不能请他给我写个序。不多时,短信回过来了,李老师说,没问题,但要我提醒他。他的事情太多了,怕给搞忘记了。我别提有多高兴。过了阵子,他的序还没发过来,我真发短信提醒他;再过一阵子,还没发过来,我又发了一次短信……如今想来,这行径仍让我汗颜不已。
甫跃辉作品《动物园》
“《动物园》出版后很久,我才因事到北京去,发短信问李老师在不在办公室,他说在,我便摸到中国作协大楼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进中国作协大楼,也是第一次见到他。在他堆满书的办公室,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糊涂话了。只记得李老师那态度,是我从未预见到的坦诚。记得他说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话。有一句是关于为人处世的,李老师说,在北京得罪一两个大佬没关系,在上海,得罪了一两个大佬就麻烦了。他瞥我一眼,狡黠地笑一笑,说,不过呢,一个人难免会得罪人的,有时候得罪了也就得罪了。我们不能活得太过圆滑世故。”
——这让我瞬间想起敬泽老师编选的短篇小说集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序言里的一句话,说不喜欢那种正宫娘娘般珠圆玉润的作品。这集子出版于我入学复旦那年,也正是在那一年和我相遇。许多篇目我都太熟悉了,《进江南记》《为兄弟国瑞善后》《清水里的刀子》《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》《马口鱼》《重瞳》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《吹牛》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《狗日的粮食》《枯河》等等讲故事的方式和语言,都曾让当时还未开始写小说的我着迷。那时我对中国文学的阅读,基本到现代作家为止,读到这些姿态各异的当代作品,可谓大开眼界。
李敬泽作品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
这次北京见面,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许多细节,迄今仍记忆犹新,而我已经完全记不得,那次到北京还做了些什么别的事了。
《朝着雪山去》出版后,再看敬泽老师十多年前所写的《动物园》序言,最后一段是一大串鼓励的话:“他具有敏锐的、受过训练的写实能力,更有一种阴郁的、有时又是烂漫天真的想象力,就如《骤风》那样,突如其来的大风如此奇幻、如此具体细致地呈现了世界;这份想象力也许会把他救出来——他现在的小说似乎也面临着深陷此时此地的危机——带着他走得很远。”
《骤风》是我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第一篇作品。犹记得当时给《人民文学》投稿后没多久,偶然到复旦和几位老师吃饭。席间讲起投稿的事,有位老师出于好意,笑着说,跃辉,要不要我给敬泽打声招呼?让他好好看看你的稿子——那时候,敬泽老师是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,刚到复旦读博,而我即将从复旦毕业,不过我们并没因为“校友”的关系认识,也不曾偶遇过。我连连摆手,说千万别啊,如果打招呼了,发表了,那我一点儿成就感都没有了;如果打招呼了,仍没能发表,那对我的打击可就太大了。大家哈哈一笑,这事就过去了。
李敬泽题词
大概过了两个多月,有天下午,一位作者来访,金宇澄老师约我一起陪着吃饭。刚点好菜,责编马小淘发来短信,说稿子被主编留用了。眼前的世界,陡然明亮起来。那次我投了两个短篇,《骤风》和《惊雷》。《骤风》是和一位好友打完电话后,灵感乍现,花三小时写完的;《惊雷》则是意犹未尽,几天后完成的一个有些类似的短篇。自我感觉,《骤风》浑然天成,《惊雷》也还行吧,只是似乎缺了点儿什么。发短信问小淘,是两个小说都留用了吗?小淘回复说,留用的是《骤风》。心情有些低落了下去,又不由得佩服敬泽老师,他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俩小说哪个是有问题的。后来,《骤风》发表于2011年11月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“新锐十二家”专号,入选了当年敬泽老师主编的春风文艺版年选。
按说,当时我应该问一下责编小淘,跟敬泽老师联系一下的,但我竟没有。心里想的是,《人民文学》主编,是没空搭理我这样的小作者的。
时间来到两年后,因为郁达夫小说奖,因为小说集《动物园》,我和敬泽老师到底认识了,还在北京见了一面——我当然听说过那句流传在文学圈的话,到北京必做的三件事,乃是“爬长城、吃烤鸭、见敬泽”。爬长城、吃烤鸭,以前到北京时有过了,如今又完成了第三项,我的北京之行,圆满了。
二、“要《每天挖地不止》,还要《嚼铁屑》”
如果是虚构的小说,行文至此,小说里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遇到了这样一位前辈,之后应该是往来日繁,关系日深才对吧?但现实不是这样的。于我来说,敬泽老师是一位遥远的熟人;于他来说,我恐怕只是一个迅速闪过的影子。
北京见面之后,我和敬泽老师并没有多少来往,只不过偶尔微信联系,偶尔看到他发了什么朋友圈——他的朋友圈,大多是关于文学和工作的,偶尔,也有些“旁逸斜出”的。记得前两天看到,他转了一个帖子,“北京威士忌节,50个中国酒的第一次线下活动”,配文是“啊过节去!”感叹号后还有个发呆的表情——这类朋友圈,就像是一个小孩儿在课堂外的撒野。
偶尔在文学活动上见到敬泽老师。每次他总归是要发言的,每次他的发言都很有节制——这实在是发言者的美德,还总有一个特别能触动人心的“点”。比如四年前,因尚未最终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嚼铁屑》入选了首届凤凰文学奖,我到南京参加颁奖晚会。高楼阳台上,夜色迷人,灯光幽暗,敬泽老师发言时,微微摇晃着手里的红酒,提出了“述者”和“作者”的不同:“孔夫子不认为自己在面对自然、面对传统时可以说:我在‘创造’;在西方,古典艺术的根本原则是模仿,这也是‘述’,后来上帝死了,才有了浪漫主义的‘创造’。”开玩笑说,“孔夫子‘韦编三绝’,我们也要《每天挖地不止》,还要《嚼铁屑》”。
李敬泽参加首届凤凰文学奖
我站在人群后面听着,想到中学时代刚开始写诗时,有种奇怪的念头,会觉得每一片土地、每一株植物、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朵云,可能都藏着一首诗,这首诗已经写好了摆在那儿,只待遇到一位发现者。写诗的我,就很想成为那发现者,即敬泽老师所说的“述者”。现在写小说的我,想的则是如何在作品里建造起一个世界,如何用现实的砖瓦,建造自己的房子。
还有一次,是在博鳌开会,不记得具体是什么名目了。总之有很多人,坐满了很大一个厅。对谈环节,李老师坐在台上说起写作者和时代的关系,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极深。他说,如果在大街上,碰到一个农民从对面走过来,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吗?你能写出一个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的农民吗?我立马想到了老家云南的那些农民朋友,他们不再专职耕作,但仍然有自己的土地,从这个角度来说,他们仍然是农民,或者说,这个时代的农民,正是他们这样的。我和他们打过很多次牌、喝过很多次酒,但确实,我仍不能确定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。
李敬泽参加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
会后,我和林森等几位朋友小聚,穿过走廊时,透过落地玻璃,看到酒店草坪上的椰子树下,敬泽老师一个人立着,身子欹侧,面朝大海,叼着烟斗。我们从一道小门转出去,和他打招呼。记得我们好像是说,领导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呢,看您这么严肃,都不敢跟你打招呼之类。敬泽老师脸含笑意,慢悠悠地说,都怪我长了这么一张脸,看起来就吓人——这话不像是一时忽然冒出来的,更像是他以前就不止一次这么想过。我又看了看他的脸,这张脸太熟悉了,在视频、杂志、报纸上无数次见过,但他的所思所想,却是我不了解的。
暮春时节,北京的海棠正在凋谢。看到敬泽老师时,不免有些激动——这话说得像是我们有多熟悉似的,但不熟悉归不熟悉,激动却是真的,因为郁达夫小说奖,因为小说集《动物园》的序,也因为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,以及书架上的《小春秋》《致理想读者》《青鸟故事集》《咏而归》《会饮记》等著作。他对我说过那么多鼓励的话,我更不可能忘记。可叹时光易逝,转眼之间,我已经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;更可叹的是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没能够“走得很远”,去写出心中的“命定之作”——想一想,编选了《一个人的排行榜》短篇小说卷,并为之写下序言,影响了不止我一个年轻人的敬泽老师,当年不过三十九岁。